《走出协和红楼后的人生华章:从助产士到科学家》- 杜惠玲

1975年初春,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带着简单的行李走进福州协和医院报到。那时的协和医院,红楼静静伫立在春日的阳光里,斑驳的墙面、长长的走廊和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构成了我青春岁月中最难忘的场景。

报到后,总务科长把我带到红楼对面的办公楼,安排我住进一间单身集体宿舍。说是宿舍,其实十分简陋。屋里挤挤挨挨摆着四张上下铺,几乎没有多少可以自由走动的空间。靠窗的一张上铺,正坐着一个女孩在挂蚊帐。我一问,才知道她也是刚刚分配来的,从龙溪卫校毕业的助产士Z。她有一张红红的苹果脸,头上扎着马尾辫,不大爱说话,看上去就像一个平实而温暖的邻家女孩。从那天起,我便成了她的下铺室友。
这间宿舍原本安排给同批分配来的8个女孩共同居住,但除了Z,只有我和同学M常住,因为我们的家都不在福州市区,其余五位姑娘家就在本市,嫌宿舍嘈杂、条件简陋,平时基本不过来。我们三个人的工作科室不同,工种不同,上班时间也不同,因此在宿舍里除了睡觉,彼此并没有太多交集。但Z有一个习惯,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休息的时候,她总喜欢一个人躲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写字。有一次,她对我说了一句话,几十年过去,我竟一直没有忘记:“我们现在当护士,但是还没有定型,有空要多看书学习!”那时候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女孩,已经在心里为自己的人生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

三年同宿舍期间,Z从来没有和我们一起逛过街、看过电影。她似乎总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过,有一件小事,却让我几十年后想起来仍然忍俊不禁。Z因为读书早,年纪比我和M都小一些,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年月生活条件艰苦,医院食堂也是清汤寡水,我们又是集体户口,没有肉票、蛋票,想额外补充一点营养并不容易。大概是饿得慌了,有个周末,Z到医院附近的农贸市场转悠,意外发现猪脑不用肉票。她如获至宝,买了回来,在宿舍里用煤油炉煮。白花花的猪脑不仅看着吓人,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她嫌不够香,又加了五香粉,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
我和M晚上看电影回来,刚推开宿舍门,就被一股奇怪的味道呛得直想吐。Z从上铺蚊帐里探出头来,很认真地告诉我们:“猪脑不要肉票,吃了很补脑子,你们也吃一点吧!” 我从小就不吃猪内脏下水之类的东西,赶紧躲开。M勉强尝了一点,也实在不敢恭维那味道。可Z却从此隔三差五买猪脑回来,继续给自己开小灶。而且她还把自已的发現告訴我:高温煮沸猪脑后只要不再打开锅盖就能存放一二天不变质,因为等于高温杀菌了。这对当时没有冰箱的我们来说意义非凡。也展现Z勤于思考观察和发现寻常事物中之不平常。

后来我常常想:Z之后一路“开挂”,从一个中专学历的助产士,一路读到博士、当教授,成为科学家,是不是因为早年吃了那么多猪脑,真的把脑子补得特别聪明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玩笑话。真正补她脑子的,恐怕不是猪脑,而是那蒙在蚊帐里,在昏暗的灯光下不停歇的阅读和思考。当年我有空的时候喜欢读一些文学作品。我发现Z的床头总是摞着厚厚的一大叠书。我偶尔过去翻一翻,发现她的阅读范围非常广:医学、文学、哲学、科学,甚至还有诗词格律、平仄韵律之类的书。一个年轻助产士,工作已经够忙了,却还在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边界。
她因为读书多,笔头也很健。科室里的墙报、医院里的宣传栏,经常能看到她写的文章。而在工作上,她也很快成长起来,成为妇产科的骨干、先进工作者,是同事们认可的“金牌助产士”。那几年,她亲手迎接了数千个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

1977年,平地一声春雷——高考恢复了!对于无数年轻人来说,这是改变命运的大门重新开启。
Z没有犹豫,她一边工作,一边挤出时间自学高中数理化。那时候没有今天这样的网络课程,也没有手机和电脑,学习靠的是书本、纸笔和一颗不甘平庸的心。结果,她以优异成绩考入福建医科大学医学系。她当年对我说的那句话,终于兑现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定型,有空要多看书学习。” 她的生命,果然没有停留在助产士这个职业上。从此,她开始了一条不断攀登的求学之路。
1977年,考入福建医学院医学系;
1982年,获福建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学士学位;
1985年,获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消化免疫医学硕士学位;
1989年,获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消化免疫医学博士学位。
1990年赴美国深造,此后先后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2004年晋升正教授。
她曾先后在Idaho州立大学药学院、Bristol-Myers Squibb药物研究所、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罗切斯特大学以及佛罗里达大学等机构从事科研、教学和临床相关工作。

从一个中专学历的助产士,到美国大学正教授,她用了将近三十年时间。三十年,一步一个脚印。
每一级台阶,都不是凭空出现的。更令人惊叹的是,她并没有满足于获得博士学位。1990年代,她在美国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将科研重点逐渐集中到肿瘤、生化、营养以及放射损伤等领域。与此同时,她还用了数年时间参加多轮考试,于1998年以外国医学生资格取得美国医师执照。从此,她成为PHD、MD双料专业人士。她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主持科研项目。从1997年至2012年间,她主持的科研项目曾获得NIH、美国国防部以及Susan G. Komen等机构的科研资助;在罗切斯特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放疗等相关领域,她主持或参与了多项科研项目,累计获得的科研经费超过一千万美元。她研究的方向包括干细胞生长、抗炎治疗、放射损伤以及相关诊断和治疗等。

在美国科研体系中,科研经费并不是一个漂亮的数字而已。它意味着同行评审、项目竞争、实验设计、团队管理,更意味着一个科学家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研究价值。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科研环境中长期获得资助,本身就是一种专业能力的证明。二十多年里,Z还培养了37名博士后和高级访问学者。这些年轻人中,有不少来自北京、上海、厦门和福州的高校、医院和科研机构。她把自己的科研经验、实验室管理方法和国际学术视野传授给他们,也帮助他们走进美国高校和医疗科研体系。多年辛勤耕耘,她在美国和欧洲取得多项发明专利,发表论文172篇,其中SCI论文143篇,论文累计被引用约3900次,单篇最高引用达到数百次。数字背后,是一个科学家几十年如一日的实验、写作、修改、投稿、答辩和再实验。

Z并不是一个只待在大学象牙塔–实验室里的科学家。
她还创办了PowerTech生物科技、Enterade USA以及厦门鹭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尝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
她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如何减轻放疗、化疗等治疗给患者带来的副作用,以及如何利用营养和相关生物技术帮助患者改善治疗过程中的身体状态。她也曾参与中国药品及相关产品的注册、申报工作,并推进抗放射性肺炎、肺纤维化等相关研究。

这些年来,她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让实验室里的研究,最终能够走向患者。其实,Z真正的科研起点,远比赴美之后更早。
1982年福建医学院毕业后,她就立志终身从事医学研究,希望通过科研造福患者。因此,她没有满足于本科毕业,而是直接报考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攻读消化免疫学硕士和博士。1989年博士毕业后不久,她在长征医院中心实验室任助理研究员期间,就因为发明肝纤维化诊断试剂盒研究而受到关注。1990年5月13日,《文汇报》头版曾刊登报道《青春在奋斗中闪光》。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消息传回福州协和医院,老同事们都为这个当年的小姑娘感到骄傲。在上海学习、工作的那些年,她还曾获得总后科技进步一等奖两次、二等奖一次,并获三等功、上海市科技界“银蛇奖”、第二军医大学重要贡献荣誉证书等荣誉,被国家教委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

从协和医院的年轻助产士,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博士,再到美国大学的教授,Z的人生轨迹,终于越来越清晰。她从来不是突然成功的。她只是一直在走。大约1985年夏天的一个暑假,我在协和医院办公楼的阶梯上突然遇见了Z。老朋友久别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她告诉我自己考上二军大后就参军了。说起部队生活,她还笑着说:“主要是部队伙食好,再也不用买猪脑吃了!” 我们都笑了。没想到下一句话,她就单刀直入地问我:“结婚了吗?儿子孙子都在计划中了吗?”一下把我问得满脸通红。她也告诉我,正在与研究生同学谈恋爱,已经准备結婚了,我真心替她高兴。那次回协和,她还特意带着自己的硕士论文和科研成果,向老领导和老朋友汇报。离开协和那么多年,她对这个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始终念念不忘。

两年后,我赴美与先生相聚。过了几年,突然收到Z的来信。她告诉我,85年碩士毕业后即入职长征医院免疫中心,同時结婚。86年夏到美国迈阿密培训流式细胞仪,87年2月生子,在月子里复习功課,5月考上博士,7月入学。读博士仅仅用二年多,日夜加班苦读,89年9月提前获得博士学位。我看完信,既惊讶又佩服。这就是她!别人坐月子是休息,她却还惦记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坐月子期间居然考上博士,一点也没有耽误时间和学业。1990年赴美做博士后之后,她把更多精力投入肿瘤、生化和营养等方面的研究。1994年完成博士后训练,先后受聘于多所大学,科研事业一路向前。那时,她在乔治敦大学实验室工作,邀请我们一家到华盛顿玩。后来,我和先生果然带着女儿去了华盛顿。白天,我们一家到处参观游览;晚上,则住在Z家。那几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华盛顿那些著名景点,而是Z的工作节奏。每天早晨七点多,她就出门上班;晚上将近九点才回来。她先生笑着说,Z简直是“工作狂”。那时的她才四十出头,正是精力最充沛、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她一再向我们道歉,说实验室事情太多,总也忙不完;如果不是因为有孩子、有家庭,她恨不得一天有18个小时用来做实验。现在回想,那并不是随口说说,那就是她的生活方式。

大约2000年前后,我又在波士顿见到Z。那一次,她带着实验室骨干来波士顿参加学术会议。为了节约开支,他们住到了我家。我们又有了几天难得的相聚时光。这一次,她除了和我谈科研,还跟我分享了另一个理念:努力工作固然重要,但也要懂得理财。那时的我听她谈这些,觉得眼界突然又打开了一扇窗。我们认识五十多年,Z既是我的老室友,也是我的朋友,更像我的老师。如果让我用一句话形容她,我会说:她是我认识的最聪明、最勤勉的女性。她的成功,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

岁月无情催人老,芳华刹那褪春晖。转眼到了2019年。那时我已经从美国退休,常回福州探亲、居住;Z也逐渐从美国试验室退休。
但是,退休对她而言,并不意味着停止。由于一些科研项目需要在国内进行临床验证,她与协和等医院开展合作,并在福州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不久前,我们与协和医院的一些老朋友、老同事聚会。再次见到Z,我突然发现,她比年轻时开朗活泼了许多,社交能力也明显增强。虽然头发已经花白,步履稍稍蹒跚,衣着扑素,低調平实,怎么也看不出来是从美国回来的学者。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仍然闪着熟悉的智慧之光。她告诉我们,这些年来,与各单位的合作项目已经陆续完成。退休以后,她甚至拿出自己的退休金,继续投入科研。她说,自己目前最想解决的,是三个与抗癌和肺部疾病治疗有关的问题:
第一,个体化瘤苗与肿瘤复发、转移。她希望探索如何通过个体化免疫策略,降低肿瘤复发和转移风险。
第二,食疗与营养,帮助减轻化疗等治疗的副作用。她一直强调,营养并不是治疗之外可有可无的东西,而应该成为整个治疗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食疗与药物治疗如何更好地协同。
第三,针对不同诱因所致肺炎的治疗研究。包括病毒性、放射性、免疫性和药物性肺损伤等。

据她介绍,这些方向是她多年在美国大学癌症中心、肿瘤放疗、细胞生物学等领域研究的延续,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基础和阶段性成果,但仍有许多临床问题需要进一步验证。她还向我们谈到个体化瘤苗早期临床研究、抗化疗相关损伤的营养干预以及肺炎相关药物研究等。
当然,医学研究不是一句“有效”就可以下结论。从实验室研究到临床应用,中间还隔着漫长而严格的验证过程。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言,数据、重复实验、临床试验和同行评议,才是最终能够说服世界的语言。而Z依然在这条路上。那天,她笑着对我们说:“丈夫和孩子都支持我。搞科研是我一生的兴趣爱好。你们去游山玩水是fun,我最大的fun就是做实验、写论文!” 我听了若有所思,这句话道出了Z的一生!
我们这些退休的人,早把职业忘到脑后,喜欢到处旅行,看看山河湖海,拍拍照片,吃吃美食。而她退休后的最大乐趣,却仍然是实验室。在她看来,科研并不是为了得多少奖,也不是为了获得多大的名声。她说过:“我比较独立,只信自已的理念,不追星,不跟风,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她曾在微信中写给我:“要做世界级的独特项目,做出能够为苍生解除病痛的药物。我的钱、我的知识能够用来实现理想,实现为民解除病痛的愿望,是最大的幸福。人生价值就在给世界留点光热,温暖苍生。” 我反复读着这段话。心中颇为感动。

此刻我正在一边修改文稿,一边喝着一杯顏色如胡萝卜和蒸熟的大虾般、有着中药甘草的甜味,又混合着多种维生素风味的饮料,它的名字是"多肽虾青素固体饮料”。这是近年Z研发的有27种配方的含高蛋白、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一款营养保健饮料,由厦门鹭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品,旨在给体弱以及癌症患者补充能量。这类食疗饮品主要是促进干细胞生长,从而抗击化疗毒性付作用。与前几年Z研发的高效多维饮料一样,都是由Z亲手研发并推广。每次同学同事聚会她都带来,亲手冲开,向大家推荐饮用,可以在宴席上代替茶酒。一些人很喜欢这个产品,Z就免费赠送,有人家有身患重病的亲友,Z的饮品作为辅助饮品,也有一定作用。我和几位同学都作为自願者饮用了几盒“多肽虾青素”,喝后神清气爽, 希望它早日上市,造福一方。Z目前是自费在做这个饮品。她一直在探索在开发。她从协和红楼走向世界,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回望1975年。那时的Z,只是协和医院妇产科一名年轻的助产士。她住在红楼对面的简陋集体宿舍里,睡在上铺,蚊帐里堆着书。她会在休息时间看医学书,也看文学、哲学和诗词;会在煤油炉上煮猪脑,为自己“补脑子”;会在产房里忙碌,把一个又一个新生命迎到这个世界。
没有人知道,这个沉默、温婉的年轻姑娘,心里装着多大的世界。她后来考上大学、读完医学院又读硕士、博士,走进美国实验室,成为教授,建立实验室,培养博士后,获得科研经费,发表论文,申请专利,又把自己的研究带回中国。
她走过的路,没有捷径。从助产士到博士,从博士到教授,从教授到科学家,再从科学家走向退休后的自主研究,她始终没有离开一件事:努力学习!也没有离开另一件事:艰难探索!半个世纪前,年仅双十的她曾经告诉我:我们现在当护士,但是还没有定型,有空要多看书学习。”
五十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其实不仅仅是对年轻人的劝告,那是她自己一生的写照。

人永远没有“定型”。只要愿意学习,人生就可以不断重新开始。凭着这股心气,Z走出了福州,走出了中国,走进了美国大学的实验室,成为一名科学家。而在我脑海里反复浮现的,她始终还是那个睡在我上铺、钻在蚊帐里捧着书本的年轻姑娘。只是那时的她在用手电筒的微光读书;后来,她把自己的光,点亮到了世界更远的地方。

Z是我的室友,也是我的精神偶像。我曾经和她促膝交谈,想知道她是怎样勇往直前达到自己心中的目标?她的原话非常质扑:“我们这代人,从小学雷锋,江姐,王杰,学大庆/大寨精神,当过知青,练就坚强韧性,懂得人生意义和价值。有人说我'吃得起别人家吃不起的苦',这一路走来,这辈子过得较紧凑,能读的,该考的,想干的,都做了。” 我不禁感慨:她走出的是协和红楼,走进的却是一条没有终点的求知之路。而这,或许才是她赋予我、也给予我们同代人最珍贵的启示:
人生的高度,从来不取决于起点有多高,而取决于你愿意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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