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我在作医学生时就听过一些我国高压氧医学创始人李温仁教授的传奇故事，此后一直希望读到更多有关介绍文章。今天看到这篇文章，十分高兴。此前，我们在这里介绍过福医另一个前辈陈国熙教授。现在转抄梁中琨2011年的博客文章，题为《创造医学奇迹写下瑰丽人生 — 纪念李温仁同志》（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9af430100pqux.html ）。提供材料的卢嘉锡、 伍洪祥、 高胡、胡锡衷 、 方历生都是福建省的名人，其中胡锡衷 、 方历生是福建医大（前称福建医学院）的医学专家。】
难为良相愿为良医
李温仁，这位在医学上曾创造了全国“八个第一”的外科教授，这位创建了亚洲第一座、世界第三座高压氧治疗舱的心血管专家、福建省外科的开拓者、福建省心血管外科的创始人，是如何驾驭自己的生命之舟？
李温仁祖籍惠安，生于北京，19岁来到天津就读于南开大学化学系。当时正值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之秋，他饱尝了国弱民穷之苦，为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立下“难为良相，愿为良医”的誓言，于1934年转到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系学习，1936年进入北平协和医学院，苦读6年，于1941年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当了医生。当时北平被日寇占领，协和医学院校园里充满了恐怖和危机，在这种环境下，李温仁仍执著地行使着一个医生的职责。
1941年底，发生了一件令李温仁深感愤慨和屈辱的事。当时日本人在协和医学院校门口设了个岗哨，规定凡中国人经过都必须向日本人鞠躬行礼。一天晚上，李温仁回校时，因天黑看不见门口有日本兵，便径直走进校门，不料旁边冲出一个日本兵，照着他的脸狠狠地摔了个耳光。李温仁被震怒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屈辱也是中国人的屈辱，但他忍住了，因为病房里还有病人在等他。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他暗下决心：“只有自强自立才能不被外人欺侮。我一定要做出让国人感到自豪和骄傲的成就来。”
1947年李温仁到青岛，任山东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后到德国人开的福德医院供职，在那里他成功地做了肾结核切除手术，当时这在全国属领先水平。1950年李温仁同志回到福建，在福建协和医院任外科副主任。外科主任是一个美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处处排挤李温仁。而李温仁却以自己准确的诊断、高超的医术终让美国人信服。有一天，李温仁发现一位病人腹部剧烈疼痛，立即诊断为急性胆囊炎，需立即进行手术。但洋主任却将信将疑。李温仁据理力争，马上进行手术，果然是急性胆囊炎。洋主任信服了。1950年，年仅36岁的李温仁担任了协和医院院长，1958年他又兼任福建医学院副院长及外科教研室主任，从此他肩负行政、医务、教学、科研几副重担，辛勤地工作着。
李温仁在政治上也有着自己执著的追求，他相信中国共产党，热爱这个把中国民众从苦难里解救出的党，忠于这个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党。他在1954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后，又于195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当选为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工民主党福建省委会主任委员。李温仁在担任人大代表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认真行使职权，结合工作实际，结合国情、省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立法、监督以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工作，为福建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长期担任省农工党职务期间，为我省农工党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利用自己在医务界的威望，在龙岩、三明、福安等地建立和发展了农工党组织。他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省农工党、省人大常委会换届之时，他轻个人进退，重大局兴衰。当他退居二线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省农工党及我省的经济建设、卫生事业的发展，在他临终之前，还念念不忘发展省心血管研究工作。
永不停息顽强攀登
李温仁有一股犟脾气，想干的事非成功不可，而且永不满足现状。正因为他有为科学勇于献身的工作态度，不论在哪个医院，不论担任什么职务，他总是埋头钻研，精益求精，敢于创新，在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道路上永不停息。
李温仁在国内最早开展腰交感神经切除术，获得成功，他不满足；在青岛福德医院做肾脏切除、前列腺切除、直肠癌切除、胫骨移植、脊髓固定等各种外科大手术，医学界对他评价很高，但他仍不满足。1957年，在涉及外科所有领域的基础上，李温仁又把攀登的目标放在胸腔手术上。这年，他研究的食道癌切除后以横结肠代食道的手术获得成功，开创了我国第一个先例，为国家填补了空白，居世界先进水平。1960年5月，他代表我国去莫斯科参加全苏外科会议，与会的欧美医学专家们都十分惊奇于他众多的医学成就。
为了尽快掌握心脏外科手术技术，他夜以继日地学习。1957年李温仁开始研究心脏二尖瓣狭窄分离术，他先在动物身上试验，有了充分把握后，于1958年1月应用于临床，第一例手术就获得成功。不久，他又成功地进行了在低温麻醉下肺动脉狭窄剪开术、心房间隔缺损和心室间隔缺损的修补术等，这在当时算是难度很大的心脏手术。
1963年初夏，全国医学科学十年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我们一定要有，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的，我们也一定要有……”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扣动了每位医学工作者的心弦。参加会议的李温仁想起不久前在外国文献中看到的《高压手术舱》的文章，文章介绍荷兰、英国研制成功了高压手术舱，在三个绝对大气压下治疗缺氧性疾病和施行手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认定这项研究有重大意义，于是大胆提出把建立高压氧治疗舱纳入十年规划的建议。这项建议得到卫生部的支持和鼓励。
从北京返回福州，李温仁就踏上了建造高压氧舱艰辛的征途。李温仁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和图纸，况且他学的是医学，不是工程学。面对重重困难，他摸索着前进。他请来十多个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凭着那份外国杂志的简单报道和自己的初步设计，带领大家投入工程建设。遇到工程技术上的难题，他就虚心请教有关专家和老师傅们；遇到医学上的难题，就自己钻研解决。就这样，边学习、边研究、边设计、边施工、边改进。经历了种种困难，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主体工程于1963年9月初步建成。
试建高压舱要冒很大风险，在高压舱建造试验过程中，曾发生过一次事故。一天高压舱意外地发出一声巨响，观察窗的有机玻璃在试压时变形暴裂了。气浪击伤了正在观看试验的一位副院长和一位医生，险些夺走他们的生命。“高压舱是一颗定时炸弹……”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试验被迫中断。面对巨大的压力，李温仁决心依旧，他说：“高气压手术室在国外是切实可行的新技术。只要我们努力探索，克服困难，不断改进，就一定能建成。”于是，他向在福建师范学院担任物理系副主任的妻子潘佩珍求援。潘老师请物理系的老师帮助查找文献资料，断言：这次事故不是“高压氧医疗舱”本身的问题，而是观察窗上有机玻璃经不起高压的缘故。她建议把观察窗用钢板封闭，然后在舱体上钻一小孔，安上显微镜的高倍镜头，镜头倒装既可以遥望，又可以耐高压。李温仁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
为了锻炼在高气压下人体适应能力，他瞒着亲人，在上海海洋研究所协助下，到潜水舱的高气压舱里进行感受试验。高压舱安装完毕，他与研究人员一起把动物放进舱内反复加压、降压进行试验，经过一个多月的探索，他掌握了不少数据。此时，他提出：他要首先进入高压舱进行加压试验。他说：“若无人进入舱内试验，也就没有临床应用的可能。高压舱是我提议建的，应当是我先进入高压舱。”为表明自己的决心和对科学事业负责的态度，李温仁写下了“生死状”：若发生不幸事故，后果自负。潘佩珍虽有些顾虑，但被他这种对科学孜孜追求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她在“生死状”上签了字，两个小女儿李希青、李希光也被父亲献身科学的精神深深打动，也同母亲一道签上了各自的名字。这是怎样的一种勇气啊！医学院党委也被李温仁的精神感动了，为慎重起见，请来了上海一位专家，在专家检验后，领导批准了李温仁的请求。1964年7月的一天，李温仁等七位同志进入高压舱试压，身心无不良反应。当他们平安地走出高压舱时，宣告了中国第一座、亚洲第一座、世界第三座“高压氧医疗舱”在福州诞生了。从开始设想到取得成功，李温仁只花了一年的时间。一年，在人生的道路上只是短暂的一瞬，而李温仁却在此间留下了永恒的风采。
为了使高压舱早日投入临床应用，李温仁在动物身上做起了手术试验。正值盛夏酷暑，高压舱内的温度高达40℃，他和助手们仍坚持在舱内做试验。通过近百例的动物实验，1964年11月，高压舱投入临床使用。在正常气压下，阻断心脏血液循环的安全时间是4分钟，李温仁和他的助手们在三个大气压的高压舱内，为一个9岁男孩修补心室间隔缺损时，创造了停止心脏血液循环20分16秒的奇迹。高压舱临床应用的成功，为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创造了条件，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
正当他专心致志地探索，准备向新的目标进军时，“文革”开始了，上述的成就成了他条条“罪状”，他被打成“崇洋媚外的反动学术权威”，后又被诬为“间谍”、“反革命”。李温仁远离了高压舱治疗疾病研究，被下放到清流县接受“再教育”。他的境遇被时任周总理保健医生的大学同学吴阶平知道了，告诉了总理。周总理给当时的福建省领导人打了电话，说了一句分量颇重的话：“你们不要李温仁，我要。”于是，1971年7月李温仁被火速调回福州，任省立医院副院长。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李温仁又立即恢复了对高压氧的研究。然而，这时国外对“高压氧”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国内相继建成近百个大大小小的高压舱。“我们落后了，我一定要赶上！”他暗下决心。好心人劝他：“老李啊，你的问题还没有彻底平反，被打断两根肋骨的事难道忘了，何必还要冒这个风险？”李温仁说：“忘不了，但不能有怨气，要有志气和勇气。”从此，人们看到年近花甲的李温仁越来越迷上“高压氧”。李温仁一边与有关医院的同志密切合作，把以高压氧治疗疾病为主的研究，发展到以高压氧结合低温施行心脏手术和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为主的研究上来；一边着手设计建造设备先进、结构完善的大型高压手术舱。那些日子，他骑着单车为高压氧临床应用的研究和新高压舱的建造而四处奔忙。超负荷的工作使他患上了肝炎，家里人多次催他去检查治疗，可他一忙就给忘了，在领导的强制下，他才住院治疗。
在反复实验中，他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高压氧能及时改善脑缺氧对脑组织的损害，对心脏的复苏具有独特的作用。从1971年—1975年，他和助手们在高压舱内成功地抢救了多例心脏停搏14—25分钟的触电工人，使他们重返工作岗位，打破了外国专家认为“心脏停搏时间超过四分钟，大脑缺氧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即使心脑复苏成功，病人的意识也无法恢复”的论断。国外医学专家称之为“戏剧性的治疗”、“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李温仁得到彻底平反，担任了省立医院院长和省心研所所长，并被评上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高压氧手术舱也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及卫生部科技进步奖。李温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他挤出吃饭、睡觉的时间赶编医学教材，撰写学术论文。
从1964年我国建成第一座高压氧舱至今，全国各地已建成大小高压氧舱近三百座，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作为中国高压氧医学的创始人，李温仁曾多次应邀赴美国讲学，做心脏手术示范和参加国际性的高压氧医学会议。1984年，李温仁出席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八届国际高压氧医学学术会议，在会上他用流利的英语宣读了两篇学术论文，博得与会三百多名专家的高度评价。该届会议主席、美国纽约蒙山奈医学院教授杰克逊博士特地致函省卫生厅领导，信中赞扬道：“李温仁教授的两篇学术论文极为成功。李温仁教授应当为他的贡献感到自豪和骄傲，他对这个领域作出了真正的贡献……我万分欣赏和羡慕中国人民的精神。”同年10月，李温仁受聘为美国第十届高压氧医学会的第一位中国籍国际顾问及高压氧医学基金会副主席，并获得美国克里夫兰医学中心“高水平国际学者”荣誉奖状。1985年，李温仁再次赴美参加高压氧医学会议，宣读了三篇论文，与会的四百多位专家、教授、学者一致公认：中国高压氧医学在临床治疗研究方面已经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李温仁以他的聪明才智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开创和发展了我国高压氧医学的事业，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李温仁1978年创办的省心血管研究所，20年来也得到很快的发展。心外科每年做体外循环手术500多台，包括各种复杂先心手术、换双瓣、冠脉搭桥等手术，1997年还成功地进行了一例同种异体全心肺移植手术。心内科开展的各种治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
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医术的高峰永无止境。李温仁深知要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除老一辈要不断进取外，还必须抓紧培养大批接班人和引进新技术。他常说：“知识不是我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不培养新人，卫生事业后继无人，怎么去追赶世界医学的先进水平！”在技术上，他从不保守，巴不得把所有学问和技术全盘倾倒给下一代。然而他对助手和培训医生的要求很严，他们出了差错，他往往脸红脖子粗地批评他们，接着又手把手地教他们。为了弥补“文革”十年的损失，早在1979年李温仁就带着助手们到美国参观、学习。那次共参观20个医学院，李温仁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他要求大家白天参观，晚上做学习笔记。为了不让大家“偷懒”，他常常抽查他们的学习笔记。1981年，他在蒙山奈医学院做访问学者时，为了让自己能多学一点新技术，他做起了第一线医生。
为了使福建医疗水平能在最短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是我省“文革”之后第一位选送年轻人出国进修的院长。为培养更多更好的接班人，李温仁主动写信给美国的同学和朋友，并不顾高龄，飞越太平洋，在省立医院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医学院和纽约蒙山奈医学院这两所著名的医院之间架设友谊桥梁，与他们进行学术交流并缔结为姐妹医院。省立医院每年可派人到美国免费留学深造，并由美方医学院发给留学人员一定的津贴，同时，美国的医学教授每年都来榕讲学和示范高难度的手术。这种“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医术。对出国进修的留学人员，李温仁不仅要求他们在技术上要认真学习，而且在生活上还要勤俭节约。有一次，他带助手赴美学习，国家发给他们2万美元做生活费用，李温仁他们舍不得花，方便面成了他们的主食，硬是为国家节约了一万四千多美元。他把省下来的美元连同友人送给的价值数万美元的医疗设备一并上交给国家。
李温仁还具有伯乐的慧眼。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在协和医院当院长时，就送沈云英到北京、广州进修病理学，并对她说：“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病理学家。”沈云英果然成为我省著名的病理学家。后来，他让张善泗学超声，让钱维顺学老年病，让胡锡衷学心内科，以后这些同志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上取得很高的成就，成为著名的专家。“李温仁舍得放人”，这在医务界人人共知。五十年代初，省里要成立省妇幼保健院，他全力支持，把夏美琼、陈文祯等协和医院妇产科中最优秀的医生送走，而今省妇幼保健院已成为我省著名专科医院，夏美琼、陈文祯也成为我省著名的妇产科专家。他还把自己最得意的助手送往三明、福安等地，为提高各地市医院医疗水平作出了贡献。
李温仁常说这样一句话：“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为人民除病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是的，他有着为病人献出一切的高贵品质及医德修养。在行医中，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把病人放在最高的位置，表现出一位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范。就是在逆境中，他仍时刻把病人放在心上。下放到清流，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背着药箱给农民看病。当他看到当地有许多“兔唇”患者无人为他们施行修补术，就深入乡村用极其简陋的设备，在不配护士做助手的情况下，独自为农民做缝补兔唇的手术，尔后发展到做切除阑尾、治疝气手术，深受农民欢迎。
1987年1月，一位81岁高龄的华侨患者黄先生，患腹主动脉瘤，在国外曾求治一些医院，院方均因他老年体弱，不敢贸然动手术。黄先生便慕名求治于省立医院。李温仁二话不说就收留了他。有的医生为他担心，说：“黄先生年龄这么大，李院长也收他，胆子真大。”李温仁知道后严肃地说：“做医生，应该多为病人着想。”李温仁为黄老先生拟定了最佳的手术方案。手术这天，李温仁与主治医师、麻醉师密切合作，在高压氧舱施行腹主动脉瘤切除和人造血管置换术，腹主动脉阻断时间78分钟，手术进行5小时零20分钟，克服了患者年龄大、心肌供血不足、血压波动、主要脏器出现退行性改变而导致的耐药量小等困难，终于将一个体积500多立方厘米的巨大肿瘤成功切除。黄先生在手术一周后，便能下床行走。
也许人们还记得20多年前，在福州上演的著名话剧《泪血樱花》，该剧说的就是李温仁抢救日本海员的故事。1971年，李温仁刚从清流调回不久，有一天半夜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日本海员在马尾受伤，情况危急。李温仁放下电话，火速赶去。原来这位日本海员从9.6米高的地方摔下，昏迷不醒，生命垂危。船长对受伤的船员已不抱什么希望，以为必死无疑。但李温仁决心尽一切可能抢救，他一心只想救人，而没有想到自己“里通外国”等罪名还没有搞清，海员伤势如此之重，万一救不活，后果不堪设想。他为日本海员输了4600cc中国人的鲜血，做脾脏切除手术。由于抢救及时，海员活过来了，船长感动得落下眼泪。海员家属从日本赶来，把李温仁当做救命恩人。这件事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好反响。事后，别人提起这事，他只是笑笑，说自己只不过尽了一个医生的职责。
李温仁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医学专家，他十分体恤病人，考虑国家利益。如病人在做心脏手术时，需要“体外血液变温器”，当时国内没有生产，只能向国外进口一次性“血液变温器”，这种仪器价格昂贵。他考虑到：我们国家贫困，百姓不富裕，光用进口产品，国家和个人负担重。于是，他向在国家航天部工作的大女儿李希伦求助，要她搞一个“中国牌”的“血液变温器”。希伦被父亲这种一心为病人着想的品德感动了，就一口答应下来，在忙完繁重的本职工作后，挤出业余时间与几个同事一起研制。在李温仁的医学指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XB—B型体外循环血液变温器”研制成功，在全国五六十个医院推广使用，为国家节约十几万美元的外汇。李温仁行医半个多世纪以来，像这种为病人和国家着想的事例不胜枚举。
李温仁是我国著名的专家教授，但他仍以普通劳动者律己。他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架子。他有许多普通劳动者的朋友，有时偶尔见到工人下班，尸体没人抬，他也亲自动手。他说：“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谁做都一样光荣。”李温仁对医院的工友十分尊敬，工友每办好一件事，他总要说声：“辛苦了，谢谢！”
李温仁是一个朴实、自信、顽强的人，他的笑容慈祥而又纯真，曾经温暖过许许多多病人的心。李温仁豁达大度、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也令人敬佩。每当人们谈起“文革”中他所遭受的非人折磨，他总是一笑置之。对“文革”中批斗他的学生，他也是以德相待，仍旧手把手地传授知识给他们。他下放清流时，妻子下放大横溪，两人相距甚远。然而他每个星期六傍晚总要步行三个多小时到大横溪与妻子团聚。当时潘佩珍住处的卫生条件很差，他买了一把拖把给妻子送去，他肩扛拖把边走山路，边高声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
李温仁，这位福建医学泰斗已走完了半个多世纪的行医生涯，离我们而去。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无怨无悔地实践着他年轻时代“难为良相，愿为良医”的誓言。
哲人虽逝，风范长存。李温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忠贞不渝，对医学科学执著的追求，对人民、对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尚品德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来源：福建省新闻(卢嘉锡 伍洪祥 高胡 胡锡衷 方历生)